环境端破除壁垒：清理汽车、住房等消费的不合理限制，建立适应新业态的管理办法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。例如，针对新能源汽车消费，明确取消地方保护政策，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全国联网，预计可释放千亿级消费潜力。
保障端稳定预期：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比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减少居民 “预防性储蓄”。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约 34%，较发达国家高出 15-20 个百分点，通过完善医保、养老等制度，有望将储蓄率降至 30% 以下，释放万亿级消费空间。
二、美国三次消费转型：经验与教训的双重镜鉴
美国在 19 世纪末至今的三次消费转型中，实现了从 “生存型” 到 “发展型” 再到 “数字型” 的跨越，其政策工具与市场演化逻辑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但过度信贷化等教训亦需警惕。
（一）第一次转型（1890-1945 年）：工业化驱动的 “商品消费普及期”
核心特征
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，美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，消费重心从食品、衣物等生存资料转向汽车、家电等耐用消费品。1929 年，美国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比从 1890 年的 8% 升至 22%，汽车保有量从 0 增至 2300 万辆。
驱动因素
收入增长与阶层崛起：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在 1890-1929 年间增长 70%，中产阶级占比从 15% 升至 35%，形成消费主力群体。
信贷工具创新： installment credit（分期付款）普及，1927 年约 60% 的汽车通过信贷购买，打破 “收入约束” 瓶颈。
基础设施配套：联邦公路系统建设（1916 年《联邦援助公路法》）推动汽车消费与郊区化居住，形成 “汽车 - 住房 - 家电” 消费链条。
镜鉴价值
我国当前正处于耐用消费品升级阶段（如汽车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迭代），可借鉴其 “收入增长 + 基础设施 + 信贷创新” 的协同模式。“十五五” 规划提出的 “完善消费信贷”“推进新型城镇化” 恰与这一逻辑契合，但需避免美国 1920 年代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消费泡沫（1929 年家庭债务率达 48%，加剧大萧条冲击）。
（二）第二次转型（1946-1999 年）：服务主导的 “消费结构升级期”
核心特征
战后 “婴儿潮” 与第三产业崛起推动消费重心向服务领域转移。1999 年，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从 1945 年的 38% 升至 58%，医疗、教育、休闲成为消费新增长点，居民消费率稳定在 62%-65% 区间。
驱动因素
制度保障托底：1965 年《 Medicare 法案》建立医保体系，1974 年《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》规范养老金制度，预防性储蓄率从 1950 年的 12% 降至 1999 年的 5%。
